Ray Dalio:我如何看待:中美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的情况(本文纯粹提供市场资讯,以让企业家洞悉世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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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对外关系尽管各国领导人之间存在广泛的观点,但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相信饱受国内问题困扰的美国正日益衰落。

他们相信这个原因将使美国不再能够充分指导世界秩序,并导致世界正走向大混乱时期。人们坚信世界迫切需要更强大的多边1)领导、2)体系和3)机构,中国很可能挑起大梁扮演这些方面的供应者角色,但在和平新世界秩序出现之前,这种混乱局势很可能会出现。

一个非中国领导人给我需要强而有力的领导去建立多边体系和协议的例子是,现在有9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还有几个国家即将拥有核武器,并有75个国家可在核扩散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取得核武器,因此需要更强而有力的领导来控制它。人们对于全球缺乏对新科技运用、疾病传播和其他问题同样感到忧虑。

对于中国人来说,韩国、日本和澳洲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和威胁叫人忧虑,特别是在世界秩序的变化可能导致这些国家不再处于美国的保护伞下。除了中国之外,几个国家也越来越担心自己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太大。中国人看到这些国家的军事建设得比预期更快,并促使中国人比预期更快地建设自己的军事能力。正如我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书中所示,这种军费开支的增加一直是战争的领先指标。任何了解这些事情的领导人都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而这本身就提高了战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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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影响力的争夺战如火如荼,不同国家领导人,甚至是国家内部不同政党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因此在联盟崛起的同时,关系也相当不稳定和破碎。

举例来说,大多数欧洲领导人近期在背景拜访习主席,并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但没有任何一个像美国一样表达强力的反中和捍卫台湾的立场。法国总统马克宏和50位与中国敲定商业交易的法国商业领袖一同造访习近平,对中国情况最感同身受,并明确表示需要理解中国对台湾和俄罗斯的态度,同时批评美国的挑衅,告诫不要陷入与欧洲无关的危机,不要跟随美国成为附庸国,并示警在美国以外的国家使用美元。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同样同情中国。德国总理肖尔茨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虽对中国有更多的批评,但并未如美国官员那般强烈。

尽管如此,我认为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想介入与中国的冲突,并希望一切如常,但却意识到一切如常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对中国过于咄咄逼人,并已经威胁到世界秩序,但这观点的存在很大的差异。

通过与美国和中国以外的国家领导人交谈,中国人提供一种替代美国态度的方法。这并不是因为这些领导人认为中国人管理国家的方式比美国人管理国家的方式更可取,而是因为中国人更愿意让其他国家以他们想要的方式去管理他们的国家,同时中国人也更积极与他们进行贸易和/或投资。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人比中国人更强烈地推动他们的价值观和方法(例如民主、资本主义以及某种程度的基督信仰)。其他国家领导人经常说,美国人试图以比中国人更严厉的方式控制他们,并把他们卷入战争。中国人指出这种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方式符合他们几千年来遵循朝贡制度类型的国际关系的传统(即强国和弱国之间的共生关系,既有利于双方也不会在意识或政治上控制弱国)。他们发现这比西方国家典型的“地中海式控制方法”更实用。

一些国家认为当美国人试图将他们卷入战争(尤其是俄乌战争),中国人却试图促成和平。1)沙地阿拉伯与伊朗协议,以及2)乌克兰和平之路的提议(泽伦斯基和普京都没有批评)是这方面的两件最大新闻案例,而其发生比其他案件更为微妙。

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的影响力正逐渐削弱,美国虽曾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养儿育女的好地方,但例如毒品、枪支暴力、社会问题争斗、基础设施瘫痪、政治功能失调、糟糕的财政状况等问题,让美国已已不再是这些领导人希望自己国家成为的模样。

综上所述,这些力量都导致世界秩序发生变化,美国似乎在后退,而中国似乎正在填充空隙,让两国正处于战争的边缘。

我听说并相信如果美国想赢得这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战争,就必须变得更加强大(例如“整理好国内秩序”),并向其他国家展示一条更慷慨和可取的道路。我见证和体验过伟大美国的力量,人们齐心协力克服最大挑战,而我知道如果美国人具备所需的自律能力,他们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中国内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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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治理是:a)更加独裁专制(也就是所谓的“守法主义者”),由习近平领导的一支关系密切和忠诚且有能力的追随者团队,他们的背景往往来自管理省份,而非在北京的重要职务,b)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支持财富和机会重新分配),以及c)少量可容忍的资本主义(即足以促进企业家的创造力和商业效率)。

习近平明确表示,他正为即将到来的“百年风暴”做好准备。历史表明,在这种时候某种形式的独裁专制管理方式是无可避免的,也是最有效的,而四分五裂的决策是最无效的。在战争时期,即使是民主国家也变得更专制,而资本主义以及营利资源分配系统则被由上而下,以及指令型经济资源分配系统所取代。那些支持习近平的人,也就是大多数人,都相信这就是现在的情况。那些批评的人,包括那些受习近平政策不利影响更大的人,以及一些原则上不同意的人说,这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巩固他的政治权力,这样他就可以在没有广泛争论的情况下为所欲为。

无论如何,中国现处于一个高度管控的环境,多数重要决策都是由上而下的、监管极严,多数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和“精英”)都害怕失策。 例如中共对几乎所有事物都进行监督,其中包括多数公司和非公司组织。一位高级官员对我说,现在是一个谨慎时期,有点像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看法也因人而异。多数人过着自己的生活,没有意识到任何重大差异。有人说,这种倾向毛泽东主义的做法将会过去,并指出天安门事件之后的时期就像这个时期一样,并且会回归到一个更加开放和改革的环境。

这是一个反精英主义和支持无产阶级的环境。青年企业家阶层的人心情五味杂陈,有人表达“梦想破灭”,也有人说“好时光结束了”。更具国际化思维者则担心会因此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许多中国人不知道该不该趁情况还有好时离开。他们记得1949年的关闭政策。许多中国人正在离开或考虑如何找到替代点。富有的中国人正想方设法保护他们的财富和自身安全。我了解到此时贫困的农村人民和爱国的民族主义者都非常支持习近平和其政策。

越来越兴盛的民粹主义,即人们持有非常强烈、敌对的观点,而政府正试图控制他们只持有一种观点。虽然有统一的领导,但派系和人民之间在很多事情的内部冲突却相对较大。

现在找工作并不容易。他们需要取得5%的经济增长,才能创造1,500万个新工作岗位。

现在的经济更像是一个指令型经济,例如每个省都被赋予必须达到的增长目标,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就会通过特别用途债券融资。

与此同时,多数的中国人还过着正常生活,对这些变化视而不见,而且基本上没有受到变化影响。对政府来说,没有干扰是非常重要的。领导层非常清楚过去的皇帝是如何因为没有保持足够的条件,而失去“天命”,所以我认为他们会尽量不去搅局。新冠肺炎疫情时期非常糟糕,因此挥之不去的糟糕时期可能非常危险。

尽管如此,政府还是想鼓励企业家,纵然现在企业家们已变得很谨慎,因为富有不再令人光荣。政策制定者希望控制和减少薪酬,尤其是在金融部门的政府雇员。在进行重大机构改革的公共金融部门,包括银行员工和监管人员在内的人员减薪30至50%,导致公共部门人员转行进入私人领域,同时市场也忧虑私人金融部门将有薪酬限制或高税收。 “你赚的太多了”是常听到的话。有人向我指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个人是不被允许有钱又有势的。例如处于社会等级最低层的商人不能担任政治职务,他们的子女也不能参加可以在朝廷任职的考试。人们根深蒂固地认为这是最好的。

科技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至关重要(也是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担心会输掉科技竞赛。例如:

a. 我听说中国生成型人工智能(像ChatGPT的科技)预估落后美国至少两年,并且无力从后赶上(因为他们没有晶片),这将是一个致使他们落后的严重问题,这让他们非常担心。他们知道这将对许多关键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b. 由于有阻碍信息进入的壁垒,这些依赖来自世界各地大量数据/信息的科技很难很好地发挥作用。

c. 他们对科学增强现实充满期待。

d. 他们对在生物工程中具有显着影响的蛋白质进行数字化。

e. 他们相信科技是一把双刃剑,需要全球监管,否则可能具有毁灭性。

f. 他们开发了比煤炭能源更便宜的太阳能和风能,因此他们将取代煤炭,但仍保留燃煤电厂作为后备。他们可以成为绿色科技的重要贡献者和领导者。

g. 人口统计需要政府做出巨大的预算来扶持。他们没有诞生足够的婴儿,而且婴儿是最昂贵的,因为他们只懂得花钱而不赚钱。

对新领导人而言,他们告诉中国投资者希望听到关于开放,以及世界和平缔造者等正确的话,同时他们也继续做正确的事情,例如我和桥水基金与监管机构的往来非常顺利。他们仍然给予很多尊重和信誉。

要记住的意识形态分歧是:

•中国倾向追求由上而下的方法(尤其是在困难时期),而美国倾向采用由下而上、革命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方法。例如在中国,政府控制数据;而在美国,没有人希望政府掌控数据,而这也成了个人和公司之争。

• 在这种领导下的中国更倾向马克思共产主义,即希望创造更多平等的机会和结果,而美国则倾向资本主义,这导致更高的效率、更多的机会以及更大的财富和收入差距。

• 中国人普遍不信教(他们信仰新儒家),而美国人则比较信教(尤其是基督教)。

• 中国坚信一个国家在主权边境内使用的方法与其他国家无关。他们期望其他人能以这样的想法与中国打交道,并倾向以这种方式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换句话说,他们更相信以朝贡制度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美国则更深信对普世是非观(universal rights and wrongs)有更好的了解,因此看重他和世界善良之士共同努力推行这些原则。

可以做的事情:

1. 与即将访美的中国高层决策者进行良好会面,并让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和财长耶伦尽快访华。

2. 美国参议员和/或众议员代表团访华。一位非常资深的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问我: “如果他们可以造访台湾,为什么他们不能拜访北京?”美国即将有一个参议员代表团拜访亚洲。如果他们访问中国,那将是一个好事(对于那些想要和平的人),如果他们不访问中国,那则不太妙。

3. 制定非常清楚明确的红线,并做好明确的沟通渠道来应对最坏的情况。

4. 让拜登总统在11月于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接待习主席。如果这能成事,将是一个好兆头,如果没有发生,那将是一个坏兆头。

5. 让各方明确表述和平胜于战争,朝双方同意的方向去减少发生最严重战争的可能性是重中之重,并逐步达成协议来减少日益增多的冲突。这比先尝试寻找某种合作方式(例如应对气候变化),同时忽略如何应对最坏情况要有效得多。

原文来自:Ray Dalio’s Principled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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